根据澳洲内政部截至2024年7月31日的统计，有98,979名保护签证被拒绝者仍滞留在澳洲，未能被遣返。与此同时，还有27,100份申请正在等待审批。这一现象暴露出澳洲移民和庇护管理体系在处理效率与实际执行方面存在深层次问题。
前移民部副秘书长Abul Rizvi博士指出，近年来持学生签证申请庇护的人数显著上升。他呼吁政府必须采取紧急行动，清理自2015年以来持续积压的遣返案件。数据显示，上一个财政年度共有23,576份保护签证申请提交，其中仅有4,036份获批，24,924份被拒绝，拒批数量远超批准数量，显示审批日趋严格。
更值得关注的是，驱逐工作的实际推进速度极为缓慢。在2024年7月至2025年6月期间，平均每月仅有十余人被遣返，全年总计仅162人。
Rizvi坦言，遣返成本过高是政府长期回避该问题的主要原因——平均每驱逐一人，就要花费数万澳元。
他提到，即便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获得巨额额外拨款，仍难以实现大规模遣返。
申请庇护者的来源国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在上一财年，来自印度和中国的申请者数量激增，但绝大多数遭到拒绝。其中，中国公民共提交2,494份申请，同期被拒数量达到3,538份，仅有约290人获批，占全年总批准量的约7%。相比之下，更多获得庇护批准的人来自如战乱频发的缅甸、对LGBT群体存在制度性歧视的马来西亚以及伊朗等国。
Rizvi还提到，疫情之前，庇护申请者多为持访客签证入境人士；而如今，越来越多学生签证持有者及太平洋澳洲劳工流动（PALM）签证持有者加入了申请行列。
悉尼大学社会学与犯罪学副教授Salvatore Babones则从教育移民政策的角度提出批评。他表示，出现了一种令人担忧的“新现象”：许多留学生发现可以通过大学签证入境后再转换签证类型，于是选择中途退学、转而申请庇护。他直言，“这是一种新的骗局”，并指出不少偏远地区大学的第一年辍学率甚至超过50%。
澳洲政府人口中心2023年的一份报告同样反映出问题的长期性：在2006-07年度入境的10.3万留学生中，十年后仅有44%完成学业并离境，39%成功获得永久居留权，剩余17%则持各类临时签证继续滞留。
尽管澳洲每年设定的永久移民配额为18.5万人，在全球范围内人均水平已属较高，但Babones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临时签证不断续签，在澳洲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客工阶层”，这对社会结构和公共服务系统带来持续压力。
作为回应，阿尔巴尼斯政府近期宣布，将2026年国际学生招收名额增加2.5万，达到29.5万人，旨在为教育行业提供“稳定性和确定性”，并计划重点扩大东南亚生源。这一政策调整能否缓解当前庇护体系及移民管理中的乱象，仍有待观察。
内政部在声明中重申，政府致力于维护保护签证制度的初衷，即仅为那些真正符合澳洲国际保护义务的人提供庇护。然而，如何平衡人道主义原则与移民管理的有效性，依然是摆在澳洲面前的一道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