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映霞，你要去卖花吗？北京来的崔霞和她的塞浦路斯丈夫需要一个卖花姑娘。如果你愿意，明天六点去见他们。”
李太迫不急待地对我说，因为她知道我急需钱买面包，也急需资金付下学期的学费。
那是1989年12月中，我刚到悉尼三个星期。上午在剑桥语言学校学英语，下午在车衣厂做着剪线头的临时工。
“小小姑娘清早起床
提着花篮上市场
走过大街穿过小巷
卖花卖花声声唱
花儿虽好花儿虽香
无人来买怎么办
满满花篮空空钱囊”
“卖花姑娘”的歌声，仿佛穿越时空，向我飘来。这部北朝鲜的苦情戏，曾使年幼的我和全中国人民一起在电影院里泣不成声。
来澳洲之前，想像过自己会在上课之余去餐厅打工，为此还去上海的老牌广东餐厅“杏花楼 ”学了两个月怎么做点心；也想过可能会做车衣工，姐姐还专门指导我怎么使用缝纫机。
无论如何，也没有想过会在悉尼做个“卖花姑娘”。
但转念一想，我不是迫不及待地想了解和融入悉尼这座城市吗？也希望对悉尼的每一条大街小巷熟悉到如上海一样吗？我不是小时候读马克吐温和高尔基的传记时，还特别羡慕他们“在人间”的底层，做过那么多不同种类的工作，从而写出伟大的作品吗？
更何况学校返回给我的生活费，我已开始动用了。
第二天，当我准时到了位于CBD的一家中餐馆，里面已聚集了十几位年轻的姑娘。动作麻利的老板娘崔霞把装满玫瑰花的篮子分给每个人，然后姑娘们就挎着篮子各自离去。她们有的乘公交车，有的坐地铁去自己的地盘。最后崔霞指着站在角落的一位姑娘，微笑着对我说：
“你今天跟着莎莉去Double Bay，跟她熟悉一下环境和路线，明天你就自己一个人开始卖花。透明纸包装的玫瑰五元一朵，塑料桶的十元一枝，四六分成，你六，我四。”
Double Bay位于悉尼市中心以东三公里左右的地方是悉尼传统的富人区，自七十年代已经有“Double Bay, Double Pay”的说法（意思是：在双子湾所有东西都要双倍价钱）。莎莉带着我走进这里的一家家餐厅和酒吧，在卖花的同时，还把我介绍给那里的工作人员。
在穿街走巷的时候，我常常情不自禁地打量着沙莉：黑色的长波浪，皮肤白皙，五官精致动人，给人的感觉是幽香袅娜…。一件极简款的宝蓝色真丝连衣裙衬在她身上，令她宛若一朵幽兰开在闹市。她优雅的气质和我刚来这一个月看到的留学生完全是两码事。
“映霞，Double Bay不是卖花的地方，这里虽然住的都是富人和有身份地位的人，但他们不轻易在公共场合买花送给女人，这是有多方面因素的。你看，我们今天走了快两个多小时了，才卖了七枝花。”
“那你为什么在这里坚持卖了一年的花？”我带着疑惑的神情问她。
“我是想在富人区卖花时找男朋友，我不想和苦叽叽的中国男人混在一起，何况我以前住的Campsie是不可能会遇见有身价的澳洲人的。”她开门见山地说着，举手投足，一顰一笑，充满了自信。
“那你找到了吗？”
“找到了，他是一家投行公司高管，住在前面一条街上法式公寓里。我是在我们刚刚去过的那个酒吧认识他的，已经六个月了，非常nice的一个男人，他也非常支持我婚后再去攻读IT专业研究生，我们下个月就要结婚了。等会卖花结束后，我带你去我们的家喝杯茶。”
莎莉细脆薄嫩的嗓子，慢慢悠悠地叙说着她的经历。如果她自己不说，我真看不出她是上海交通大学出来的理工女，倒有点像上海戏剧学院出来的把剧本读透读精的舞台演员。
一边卖花，一边用心钓鱼，这真是这位外表柔弱的上海姑娘的“神来之笔”。
（二）
Double Bay确实不是卖花的地方，我也没本事钓有钱男人这条大“鱼”。另一方面，我没有幻想通过婚姻解决我所想解决的问题，我清楚自己的命运，也刚从一场爱情的“热病”中认识到自己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我只想在目前简单的劳动中，获得一份简单和一种独自的平静。
在我的一再要求下，崔霞把我安排在市中心卖花。
一件全棉白衬衫，一条蓬松蓝裙子，手挽满篮鮮艳的玫瑰，我快步穿梭在Wynyard、Town hall和中国城的餐厅、酒吧，柔声细气地对每一个客人说：“Would you like to buy a rose for your beautiful lady?(买一朵玫瑰花给你漂亮的女士吧?)”
“卖花”也是另一种“卖笑”，只是这种“卖笑”最后不是出卖自己的肉体，而是出卖额上的汗水和一种发自内心的期待，但结果也是希望多卖出一枝花，多几块钱的收入。
这样一笑，一卖，就是五年，每星期四天。
每周五是澳洲发薪水的日子，很多澳洲人会在这天尽情花钱买醉。这晚通常也是我花卖得最好的一天，我从六点卖到半夜一点，有时更晚。
六点到八点半两个多小时内，我一分钟不停地穿梭在CBD各式各类的酒吧中。悉尼最不缺的就是酒吧，它们有的隐蔽在貌似无人问津的小巷，有的璀璨在充满音乐声笑声的纸醉金迷的大街上。酒文化是澳洲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有的公司会在周五下班后组织一起去喝, 很多人自己也会在下班后到酒吧喝一杯。那时酒吧里很多人依然西装毕挺，三三二二，或坐，或站，都人手一杯，把酒吧挤得满满的。
有一次，我来到隐身于York St一家唱片店后面的复古酒吧，那里早已人声鼎沸。我和站在门口的酒保互相点头问候后，就把手挎的花篮抱在胸前，一边穿过水泄不通的人群，一边卖花。当我正和几个经常跟我插科打诨的客人开玩笑时，突然旁边伸出了一只毛茸茸的手，偷偷地从花篮里抽出了一枝红玫瑰。我扭头一看，只见那是一个极美的金发碧眼的男子。他身如玉树，一件纯白衬衣上的领带已经松开，解开的三、四粒钮扣的后面，微微露出了少许金色、透明的胸毛，这使他原本绝好的身材更凸显性感。他把红玫瑰放在鼻前嗅了嗅，坏坏地笑了一下，然后把玫瑰花迅速地传给了另一人，那个人又传递给另一个人，直到红玫瑰在我眼前消失。那一刻我感觉受到了作弄，那朵玫瑰似乎也不可能再回到我的手里，我就立刻压低声音对他说
“请你付五块钱，或者把花还给我。”
他半微醺的环顾了一下四周，又坏坏地一笑，自言自语道：“玫瑰花又不在我手上，我怎么付钱给你？”
我一听，一把火忽地就从心里窜了上来，再加上和他在一起的几个年轻人也跟着起哄，令我更加火冒三丈。我上前一把用力地抓住了他的衣领，满脸气愤而又坚定地说出了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这句话：
“你想不想试试中国功夫？”
他的蓝眼睛顿时醒了，一动不动盯着我看了几秒钟。旁边的几个人瞧着玩笑开得有点大了，感觉有点不妥。一个长着方脸、半秃的矮胖子笑嘻嘻地对我说了声：“Sorry, lady，I’ll pay you five dollars!”
我看也没看他递过来的纸币，目光还是盯着帅小子的眼睛，直到最后他从口袋里掏出十块钱给我。随后，他顺手又从我的花篮里抽出了一枝玫瑰，严肃而又好奇地看了我好一会儿，双手捧着玫瑰花，认真地对我说：
“中国女孩，你厉害！这支玫瑰花送给你。再请你喝杯啤酒好不好？”
我愣愣的看着他那双湛蓝色的眼睛，清了清刚冒过火的嗓子说：
“谢谢你！但我还要抓紧时间卖花，现在不能喝酒，要喝一点以后喝，但你送的玫瑰花我收下了。”
为了这个顷刻从可恶变成可爱的男人，也为了不影响其他人喝酒，我的脸上又不自觉地展露了笑容。
出门时，大胡子酒吧经理远远的在吧台内对我竖起了大拇指，我朝他挥挥手，又融进了夜幕下熙熙攘攘的人群。
（三）
沿着乔治大街，走过女王大厦、市政厅、电影院，就到了中国城。路过电影院门口，总会遇到几个天天在这里游荡的青少年。他们偶尔在我经过时也会抢一朵玫瑰花玩玩，但我知道他们是在和我开玩笑，过一会就会把花还给我的。因为我在City卖花已有两年了，和他们互相很熟悉。我曾经和他们也有过一次交手，结果他们知道，他们是跑不过我这个曾经是短跑运动员的卖花姑娘的，抢去的花我一定会追回来。毕竟那时我也只有二十多岁，似乎看上去瘦弱的身体里爆发力还是有的。
Chinatown（唐人街）靠近乔治街南端，这是我最不愿来卖花的地方。在中餐馆里卖花，总会感觉有目光从背后袭来，这目光或是怜悯同情，或是一种俯视的优越感。对俯视的目光，我是从来不屑一顾的，而同情的眼神，我更不需要，而且我认为有时莫名其妙的同情也是一种罪过。我的性格从不自怜自艾，也从不觉得自己做一个“卖花姑娘”有多可怜，反而觉得有一份实在的满足和感激之情。卖花，这种看似“向下层突围”的生活，对我全方位认识悉尼，并在以后领悟真正的生活是有其一定意义的。
每个星期五，当我走出唐人街，左拐到利物浦街上的第一家西班牙餐厅时，手表上的时针基本上指向十点整。这表示在接下来的一小时内是我整晚卖花中最快乐的一个小时。
利物浦街从乔治街这头到莎瑟街之间，基本上全是西班牙餐厅和俱乐部，所以这条街也叫西班牙街。西班牙人的性格是典型的南欧人的性格。我在此遇到的每一个人，无论是饭店的老板、服务员，还是夜总会的舞女、客人都是热情奔放，无拘无束，对我永远笑脸相迎。在这里卖花和在唐人街卖花，给我的感受完全是天地之别。
先去几家餐厅快速地扫一圈，只是在路易萨的餐厅多停留了五分钟。因为当我进门的时候，坐在厨房旁一张餐椅上休息的路易萨的妈妈看见了我，并亲切地向我招手。路易萨曾对我说过，她妈是家族中最早移民到澳洲打拼的人，这家饭店也是她妈传给她的，所以她的妈妈绝对是镇店之宝。当我穿过几张餐桌，走到老人家面前时，她指着她对面的一张椅子说：
“Hija(闺女），休息一会儿，累了吧、要吃点什么？”老人家知道我最喜欢塔帕斯，特别是面糊油炸鲜鱿和各种凉拌菜。
“mama(妈妈），不吃了，今天是星期五，等会我要赶到隔壁的夜总会去，谢谢你！”
老人家连忙说明白明白，因为她知道我要赶在舞娘跳舞前，先在夜总会卖出一批花。
这位身材娇小、勤劳善良的老人，神情很像马尔克斯笔下的乌尔苏拉，她不仅是她家族的守护神，仿佛也是我的守护神。她常常对我说，如果我在这条街上有什么麻烦事尽管来找她。她说她年轻时在安达卢西亚也做过卖花姑娘，知道其中的艰辛。
随后，我去了隔壁的西班牙夜总会。守门的叫Cervantes（塞万提斯），为此我常和他开玩笑，问他的骑士堂吉诃德和他的长矛，皮盾、瘦马和猎兔狗在哪里？他总爱哈哈大笑地对我说：“他还在做梦。不过你不要做梦，快去，弗拉明戈表演就要开始了。”
的确，在所有的舞蹈表演中我最喜欢看弗拉明戈。在我的眼里，西班牙就是弗拉明戈，就是卡门，就是那些来自遥远异乡的，美丽而桀骜不驯的灵魂。
在夜总会卖了一圈花后，我就倚在吧台旁的沙岩墙，等待那个并不年轻、但仍是最有诱惑力的舞者上场。
她出场，总是一个人，穿着大红的裙子，耸肩抬头，眼神落寞。当她真的舞起来的时候，表情依然冷漠甚至说得上痛苦，但肢体动作却充满了热情，手中的响板追随着她的舞步铿锵点点。在接着的双人舞中，她和穿着黑色舞衣的男主角也是忽远忽近，若即若离，似乎在述说一场沧桑的爱情往事，也似乎是《骑士之歌》之中的“穿过荒原、穿过烈风，赤红的月亮，漆黑的马”……
这是一幅最性感的画面，也是一帧最孤独的画面。红与黑纠缠中的热烈和孤独，最是触动我的内心。我捧着花篮，一动不动，仿佛沉浸在何其漫长而又渴望绽放的时光里。
全场掌声后，我又卖了一圈花。当我走出了夜总会大门，看见两个舞者和几个伴奏的人正在上车。谁活着都不容易，我知道，他们也在赶场子，一场又一场，就像我现在，正加快脚步，往乔治街口的西班牙俱乐部赶。
我们互相挥了挥手。
常常有留学生说悉尼的夜晚太安静了，没有一点活力。想必这些人肯定在周末不常到City 来，或者偶尔来了，只是在唐人街吃个饭，十点前就往家赶。他们不会看见午夜乔治街上因繁忙而堵车，也不会看见大街小巷在十一点后刚开始展示它最热闹的一面，这是一座不夜城。而午夜，我继续挥汗游荡在酒吧，酒馆和年轻人蹦迪的歌舞厅。
不过知道了又怎样呢？对于我们这批处于身份不定和资本原始积累的留学生来说，时间早已被每天生存的必要磨耗掉了。异乡新生活的负担每时每刻都在无形压迫着我们，让我们不能处于完全享受生活的乐趣之中。我们把最旺盛的生命贴近大地，贴近工作，贴近银行卡上的数字增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每顿吃得香，每晚睡得熟，才能感觉生活的真切实在。
（四）
1992年某个夏日的星期六，从下午开始，我全身一会儿发冷，一会儿发热。当街灯印落在路的转角，当倦鸟返巢安眠时，我的脚底像踩在火炉上，火一直烧到头顶。浓眉大眼，笑起来有两个酒窝的同室卖花姑娘阿惠拿来了温度计测量我的体温，结果一看39.5度。
“侬今天不要去卖花了吧，昨晚那场突如其来的大雨还是把你淋倒了。”阿惠关心地说。
但我一想今天是星期六，崔霞一定会为我准备很多玫瑰，如果不去，这些鲜活的玫瑰是不可能坚持到下个星期三的，她会损失很大，成本也拿不回。想到此，我吃了两粒Panadol，又和美丽的阿惠一起出门了。
“映霞，如果你今晚想提早回家休息，就把多余的玫瑰送到Kings Cross好吗？叶子在那里卖花要卖到凌晨三点多，我怕叶子的花不够。”崔霞一边麻利的分配着鲜花，一边恳切地说着。
晚上十点半，身体又是一阵冷热交替，每次呼吸都像在喷火，我在海德公园无花果树下休息了一会儿后，决定还是把多余的玫瑰花送给叶子。
悉尼的英王十字街是世界有名的红灯区。夜总会、色情书店、妓院比比皆是。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我先看见留着柯湘式发型、近四十岁的刘小秋在火车站附近出售她的玫瑰。此时，写到这里，我竟有点心无岸，难落笔的唏嘘之感，但我又必须写几句小秋姐，向她的灵魂致敬！这位经过土插队，后又和我们一起来到南半球洋插队，性格风风火火、朴实而又剽悍的北京老大学生，就在当年的年底去首都堪培拉为留学生争取居留权的路上，出车祸而和徐凯来先生一起命葬异乡。
真可谓：
“伤往昔，时不我待。二十八载，魂断浮云散。问天地苍茫，千里孤坟，故人枯骨何在？”
当晚在那个逼仄的酒吧里，我找到了正在卖花的上海姑娘叶子，那时，时间已过十一点钟。
和我同龄的叶子，一点也看不出一般上海姑娘的“作”与“嗲”。在她充满灵性的姿态里，上海姑娘另一种独立不羁而又勇敢的性格使她显得特别与众不同。她这种坚韧的品格和看人超然的神情，特别适合在纵欲过度的红灯区卖花。
“我也不想卖到凌晨四点了，昨晚大姨妈来了，冲了一夜，我现在双脚也迈不开。我们一起乘火车回家好吗？”叶子脸色苍白，神情疲惫的对我说着。
夜晚的悉尼格外美丽，但在昏暗处，危险也同时并存着。
开往西区的火车上，稀稀落落的只有几个人。我们两个同龄人似乎忘了身体的不适，一直沉浸在聊天之中。我们仿佛有许多话，说也说不完，只是偶尔把眼睛飘到漆黑的窗外，看看火车开到了哪里。
当火车快停靠在红坊区的刹那，我们的后面突然冲上来两个十五、六岁的土著人，其中一个以迅雷不及的速度拉断并抢去了叶子脖上的金项链，一溜烟冲出了刚打开的车厢。
我和叶子先是惊呆，然后马上清醒过来，一阵风似地追到了露天站台，只见那两个土著人已狂奔到了火车站出口。我拉住叶子，不让她再追了，因为每个人都知道红坊区是土著人的聚集区，也是悉尼最不安全的地方。但叶子拼命地挣脱了我的手，玩命似地追了过去。
她要追回她妈妈留给她的礼物。
我想陪着她一起追，叶子却回头大叫了一声：“看好花篮。”随后就不见了踪影。
花篮里不仅有玫瑰花，花下还压着我们的钱包。
就在全身血液即将凝固的一霎，我使出了全身的力气，转身跳上了渐渐启动的火车。
因为我用力过猛，也因为那时铁锈红的老式火车门关得很慢，启动时一个“晃当”的反冲，我一下子没有抓住车厢中间的扶手，身体随即向后倾倒。
我仿佛如坠深渊…...
一只手，车厢里的一只手，紧紧地抓住了我的右手。
那是上帝之手吗？
那是一个华人小伙子的手，看上去似乎和我差不多年龄，一米七左右，戴着黑框眼镜。
我惊慌地连一声“谢谢”都说不出口，就瘫坐在位子上。
这一切，全部发生在一瞬间。
火车到了Sydenham, 我拿着花篮下了车，想着叶子可能会在下班车上。Sydenham是工厂区，除了白天上下班高峰期有些人，其余时间人很少，何况此时已近午夜，空荡昏暗的站台上没有一个人。只有黄色的灯火忽长忽短照在铁轨上，有如鬼影。月亮也在云层中穿梭，忽隐忽现，恍若幽灵。
恐惧和惊慌随着黑暗，再次悄无声息地向我袭来。
泪水也开始无声地滑落……
三年来，我第一次允许自己尽情地流泪；三年来，我第一次允许自己裸露荒漠般的孤独。三年来，我第一次如饥思渴地想念我的爸爸妈妈，我想像如果他们突然失去我，会怎样的伤心难过。
时间不是一分一分地过去，而是一秒一秒地过去，而在一秒一秒之间，时间又是多么的漫长。
乘最后一班火车回到Campsie的家，浑身滚烫的我，一头倒在枕头上，沉沉地昏睡了过去。第二天清晨，崔霞的电话把我叫醒，我才知道当叶子追出火车站后，大街上早已看不见一个人影。幸好没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那些贼下手都很狠。
等悲伤的情绪过去了，我又咬紧牙关，继续拿起了花篮。
想要明白生活是怎样一回事，就要向后看。但要活出一片新天地，就必须往前走。
（五）
写悉尼的“卖花姑娘”，绕不过我们的两任女老板崔霞和雪莉。
北京邮电大学毕业的崔霞是我的同龄人，她比我早几年从深圳来到澳洲。如果要写《北京人在悉尼》，我不用另找素材亦不必翻老照片，没有比崔霞更现成更精彩的范本了。如果说她前任老实本份的塞浦路斯丈夫Peter，助她打开了希腊人市场，那么后一个狡猾的希腊老情人路易，则使她野心膨胀而导致失败，最后不得不一切重新开始。我看见过她如何巧妙的和中东人争夺卖花的地盘，如何像“阿庆嫂”一样盘旋在夜总会的老板之间。我一直在想，如果她当初不从深圳来澳洲，而是一直留在深圳发展，她会成为一个女枭雄的。
崔霞于我而言，始终是一个善良又讲义气的女人。而从崔霞手里买下生意而成为我们“卖花姑娘”第二任老板的雪莉，则是更加传奇和不可思议。
雪莉既属于深幽古典型的无锡美人，又是一个不知为何从美国而来的活色生香的现代女性。第一次见到她，就被她乌黑的三千青丝盘成的髻和一双同样乌黑闪亮的眼睛所吸引，那时我便惊叹天涯芳草，果然是无处不在。后来知道，她出生于名医之家，当初高考以无锡第一名的英语成绩和陈冲同时考进上海外国语学院，成为上下铺的好友，并且一毕业也去了美国。
她的外表很女人，但活得像男人，拚命起来就像铁人一样。发生在她身上的许多事，我至今也没想明白。她常使身为女人的我对女人的认知，进行大刀阔斧的修整。
1999年2月的一天，她到我家来找我。那时我已停止卖花四年多，正和移民来的父母住在一套已还清房贷的Townhouse里。那时，她也把卖花的生意扩大到悉尼东南西北的各个角落。
进门后，她挺着微微隆起的肚子对我说：
“映霞，你必须出来帮我一年忙，我只相信你，你不会抢我的地盘，而且卖花比我卖得更好。我已怀上第二胎，快五个月了，实在走不动路了，况且挺着肚子卖花也不合适。”
雪莉或是经历过爱情的沧桑，或是意识到未来的图景当中不会有她深爱的男人出现，或是被想要小孩的欲望所占据，她选择了自己的方式，做一个不需要男人的单身妈妈。两年前，她第一个混血女儿出生后，就辞去澳洲移民部的工作，专职做一个好母亲和扩展卖花的生意。
在她的一再请求下，我又开始了卖花。
每个周末的傍晚六点，我驾车从我居住的西区Wentworthville出发，沿着Victoria Rd，跨过ANZAC Bridge去City和东区的Kingsford，然后转回到Surry Hill，这一路我都在固定的酒店、餐厅卖花。九点半，我已在Bankstown越南人举办婚礼的场所。接着在Auburn、Lidcombe几家土耳其、黎巴嫩人的宴会大厅来回跑，这是当晚最重要的出花场所。午夜十二点左右，我把车停靠在空无一人的Fairfield大街上，到黎巴嫩人开的跳“肚皮舞”的夜总会。大约凌晨一点半，我返回Parramatta，在一家只有男脱衣舞者的俱乐部，一边卖花，一边听着台下女宾们的狂叫声。她们在男人健美、性感、诱惑的舞姿中，女性荷尔蒙爆棚，所以经常把一枝枝鲜红的玫瑰花，抛给台上的男人。
在中东人的宴会厅和夜总会卖花，彻底颠覆了我对他们的固有形象。他们的宴会，都是几百人，甚至上千人，包括小孩都是盛装出席。特别是黎巴嫩人的婚礼，那种“豪”和“奢華”的場面震撼人心，一点看不见七十年代黎巴嫩内战和中东战争带来的“难民”的痕迹。我特别喜欢听他们欢快的民族音乐，喜欢看他们每场宴会中必跳的，以狄布开步的“跺脚群舞”。许多次，热情的他们，都让我把花篮放在一边，邀请我加入到他们的舞蹈中去。那些男子，也出手特别大方，卖花不是只卖一枝给自己的女人，而是给同桌的每一个女性。甚至有几次，有一个风采堂堂、名叫穆罕默德的中年男子，把我剩下的玫瑰花全部买去，只是为了让我继续开心再跳一会儿群舞。穆罕默德第一次遇见我，就惊奇地说我的面相和神态，很像他在1982年贝鲁特大屠杀中死去的妹妹。为此我一直搞不懂，一个黎巴嫩姑娘怎么和我这个中国女子会用相像的地方。
在我卖花的生涯中，我所遇见的中东人，无论男女，无论大小，无论是看门人，还是顾客，对我都非常慷慨大方，友善而又热情。他们今天的生活态度，配得上昨天所承受的苦难。他们真正代表了古老的苏美尔文明，一种超越一切部落、宗教文化的吉尔伽美什精神：爱，生命和新的道路。
篇幅所限，还是把话题回归到“匪夷所思”的雪莉身上吧。
雪莉每个星期五、六的下午，都会把玫瑰花送到我家。有一个星期五的上午，她突然来电话说，她在前天提早生下了第二个混血女儿，麻烦我下午去Westmead医院的私立妇产科产房去取花。
我非常纳闷地去了医院，按照她在电话里给我的示意，敲响了她房间的门。
门一打开，我便惊愕地看见地上全是她修剪下来的绿色玫瑰叶子，墙边一个个花篮里，已放满了用红绸带包扎好的一枝枝玫瑰花。
“映霞，还有最后几枝就全好了，别那么紧张。”她笑嘻嘻对我说，露出了一口洁白无瑕的牙齿。
“雪莉，这可是医院啊。你又刚生下孩子还没到四十八小时，你这么辛苦，不要命了？就不能让你哥帮帮忙啊？”我摇着头，不可思议地问她。
“我已和值班护士打过招呼，让她下午别进来。我哥早上已帮我去鲜花市场批发了花来，他今天还有学术会议。何况修剪玫瑰花要特别细心，不能留下任何细微的刺根，否则会伤到顾客。我自己没事，好好的，现在不是已经完工了吗？”她一边说着，一边迅速地把最后一朵包扎好的玫瑰放进了篮子里。
我连忙劝她别动，让她躺在床上给宝宝喂奶。然后我把散落一地的绿叶和塑料边料收到黑色的垃圾袋里，再把房间收拾整齐。
有时让人敬，有时让人怜；有时让人叹为观止，有时让人瞠目结舌。这是雪莉的写照，或许也是悉尼“卖花姑娘”的群像图。
当约定好的一年时间到期，雪莉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挽留我。但我只对她说了一句：
“上帝为我安排的卖花使命已经完成。我也不想再让我父母担心，每个周末，他们都要等我至半夜两点安全到家后，才能安心入睡。”
（六）
这些微不足道的经历，或笑，或哭，或忧，或乐，是我在澳洲的曾经。这种曾经，使我知道真正的人生分不同的阶段，也意味着在这些不同的阶段里，我有着不同的遭遇，并肩负着不同的使命。
我时常感恩：
我在澳洲遇见的每一个有爱的人！感谢生活在我年轻时就让我向下突围，让我从妈妈口中“讨饭也会晒干瓢”的人变成了勤奋异常的人。让我有机会和各种人打交道，让我看遍世间百态。
我时常默念：
路易萨慈悲的老母亲，你还在人世吗？穆罕默德兄弟，你还好吗？拉了我一把，救了我性命的小伙子，你现在在哪里？甚至在我的梦里，还常常遇见那个长着一头金发的“坏小子”。
许多，许多年以后，当我成为了一个所谓的诗人，当我在故乡上海的南京路上，遇见一个脸上泛着红晕的乡下小女孩在冬天的寒风中卖花时，我情不自禁地上前拥抱了她，并把她篮中的红玫瑰全部买回家插在花瓶里，随后写下这首诗：
《卖花姑娘》
一个乡下的
小女孩
在霓虹灯的夜幕下
怯生生 羞涩的
出售着一朵朵玫瑰
我路过 蹲下
看着她说
孩子
抬起你的头
你是在用世上最美的花
装饰着人们的梦
有一滴
眼泪
还有一些
微笑
落在了玫瑰花瓣上
那是我的
悉尼的大街上
我曾也是
一个
流浪的
卖花姑娘
三十年桑田沧海，花已绽放，那年那月的洗礼已如水流逝。八千里路云和月，风已吹过，多少往事映照着汗水和光华。
钟声回荡，时间滚滚向前的洪流里：
我们会记住我们在南半球大地上走过的路，记住我们在荆棘中留下的印！
我们会记住我们在澳洲奋斗的岁月，记住我们享受的劳动和简单带来的欢乐！
我们会记住时光！记住爱！
作者简介：
映霞是一位著名澳籍华裔诗人，她的读者分布世界各地。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世纪出版集团联合出版过映霞的诗集《就这样静静地生活》和《十八个瞬间和一首思念的诗》。2019年复旦大学出版了她的第三本诗集《我只想透过你的爱来看世界》并在上海国际书展首发。三本诗集出版后受到了无数读者的喜欢，并很快销售空。映霞一首首至真至爱的诗歌，在读者的心中涌起了许多感动和感叹。她的《悉尼封城日记》，在疫情时期慰籍了许多人的心灵。
